一个人的海，许多人的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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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海，许多人的帆
在我的名字里有个一“帆”字，父母希望我一帆风顺。当然也这样祝福大家。
文章
我想忘却
昨天晚上，我在妈妈的怀里痛苦了一场。也许正向妈妈说的，我还没长大，现在这个社会，感情没有单纯的。现在想想，我的确很傻，如果不是这次要去芬兰工作一段时间，告诉她我会去英国找她，她会继续蒙蔽我，不让我知道她已经变心了。我真的不能相信，直到她终于肯在电话里跟我说。我从没这么伤心过，从没一夜无法合眼。我想一个人呆着，我不知道自己理智上清楚的事实，在感情上是否同样。她还活在我的空气里么？曾经，在她飞走的时候，我们承诺要坚守信念。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想着她，在我心里是快了的，充实的。即使只有思念，去那么快乐。原来我的快了早就是自己的了，是无知，愚笨。我不想再想了，还是忘却吧。
我真的能忘却么？
一个人住
项目被“喀嚓”了
项目被咔嚓了。为什么，PM也没说。可惜了，从去年9月开始的，一直到昨天。项目已经完成80%了，现在正准备做XCAP的新功能，我还指望能把XCAP学一学，写道论文里呢。看来希望不大了。以后要开始做一个网管的大项目。不过PM说可能还要留50%的精力继续这个项目。谈何容易，要是仅仅维护还是可以的，要是继续做XCAP，就不容易了。新东西，没人知道怎么做，所以要花精力研究，之用50%而不是全力的话，我很怀疑效果和进度。总之比较难办啦。
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没被裁掉，如果没有新项目，弄不好就会被NSN退回DCC，那样的话，合同自动解除就会暂时休业。不过想想也没什么，无非就是再去找新工作了。看看吧，现在还不想跳。能做做网管也行。这方面还从没接触过呢。
发达和不发达
今天和外教老师上课，他是英国人，而高中在新西兰上的。大学毕业后拉了中国。因为他爸爸说他可以来中国看看，了解跟多的东西。
这样我想起《欧洲任我游》的电影和我前段时间在网上查到的关于跨国旅行的信息。发达国家间的公民跨国旅行是很方便的，签证很容易会获得，甚至可以落地签。而发展中国家的人要想去发达国家就难了。签证发放手续多，要求严格。签证官会跟申请人谈话以获得申请人出去后回国的概率和留下的概率。如果认为不回过的概率高，就难通过。我怀疑这帮人都是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不过没办法，他们是发达，的确有很多人出去就不回来。中国人要努力啊，否则人才流失就更严重了。
“再见，李肇星”
从新闻得知的，我最喜欢的外交家李肇星要退下来了。下面摘抄的都来自腾讯网。
2003年12月，已担任中国外交部长近10个月的李肇星，被网友问起“做外长容易，还是与网民交流容易？”李肇星回答，“两者都容易，都使我快乐。但为赢得这份快乐，要付出艰辛劳动。”
李肇星出任外长后，有一天会见美国十几位名牌大学教授。一位教授突然发问：网上有消息说，美国情报部门在中国订购的一架波音飞机上安装了尖端的窃听器设备，他们估计，这架飞机有可能被中方派作专机使用。李部长平静地表示：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坚持公平原则。在中美贸易中，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该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如此巧妙应对，立刻赢得一阵喝彩声。
让中国成为一个大国
今天晚上看了两个有意思的东西。
其一是3.15晚会，里面最我感触、心痛和无奈的就是那条9年间吞噬25人的河水、冷漠，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冷酷、没责任。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些水利局和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干部如何会如此不人道，没人情！现在，我又在想，除了这些，是不是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悲剧屡屡发生呢？难道这25个人，25个家庭的命运就被这两个人的冷漠而毁灭么？断然不是。也许是这个社会缺少些什么，是这个社会太冷漠，无视人或者某些人的冷漠，无视我们对工作，对责任的不细致，不负责。多做一些警示，把栏杆做的更有栏护作用，相对于抓经济发展来说也许是不那么起眼的事情，但确实是一个细致的，关乎人命的事。
其二是看到今天FT中文网的头条文章《在大国的门槛上》。“如果说，‘大国’已进入中国的视野，那么，其今后路途的通畅和谐，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应对每一发展阶段的细部问题。到头来，任何宏大的工程，都是无数细节的呈现。大国工程，自然也是如此。然而，所有细节的背后，都逃脱不过设计的理念与制度转型。”（违法摘取一句）这是文章快结束时作者想告诉大家的。
“社会和谐”，寓意的实在太多，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它，但我理想中的和谐社会一定是要有爱心，有关爱，有责任，有制度，有监督。而这些，是需要国人有足够的信心、耐心去规划大事、落实小事才能达到的。总览全局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忘记“细节决定成败”！尤其那些需要我们用心去做，却难以量化的软的东西——人文和谐！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另外一篇FT中文网的文章，讲的是“软实力”。这篇文章的以部分拷贝我一直放在桌面，但找不到链接了，于是粘贴在下面：
《 软实力 》
曾被马克·吐温嘲弄为没有希望的疟疾横行的以色列，何以一跃而为中东“花园”，成为一个科技大国，一个跻身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林的强国？探寻以色列崛起之谜，人人不时提到她蓄积多年的“软实力”。
软实力，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新概念，包括文化的感召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国际关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要素。如果说军事层面的“硬实力”，是以色列在对敌战争中屡屡获胜的关键，那么，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软实力”则是以色列崛起的关键。
以色列人口中四分之三以上是犹太人。犹太文化2000年来对“一个神、一本书、一种信仰”的忠诚，最终孕育成“四海一家”的“犹太一体观”。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回家”。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在2005年5月1日之前，还是个美国犹太人。
58年过后的今天，以色列的人口数，已由建国时的60万，变成700万。在希伯来大学攻取哲学博士学位的张宝贤对我们说，只要你信仰犹太教，无论你来自哪里，都可以皈依为以色列公民。换言之，今天的犹太人不再是一个确定的种族，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我们在耶路撒冷街头看到的警察，就像一个“多国部队”，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警察们，其父母或者来自于北非，或者来自于前苏联，或者来自于美洲。
“四海一家”的文化观，影响着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色列外交部一位官员说，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捐款，是1950年代以色列甩掉战争包袱的重要因素。
引领我们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地带的Leah Soibel，是个生长于美国的犹太人。数年前，她放弃了纽约的舒适生活，只身来到以色列，组建了一个帮助国际记者理解巴以冲突的非政府组织——“以色列项目组织”，引领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进入巴勒斯坦火箭喜欢袭击的危险地带。我们乘坐直升机观察巴以局势的3000美元的费用，就是该非政府组织支付的。
“四海一家”的文化观，鼓励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重返故土，鼓舞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捍卫故土，热爱祖国。在巴以冲突频频的加沙附近，有个名叫Sha＇ar Hanegev的地区委员会。EliahuSegal是该委员会的行政长官。他说，炮火几天前刚刚烧毁了他的院落，但他们一家三代并不会因为恐惧而撤退或者搬迁他处。在被火箭炮摧毁成断壁残垣上，人们的情绪没有我们想象的紧张。
外交部官员说，民众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对付恐怖活动的默契，耶路撒冷死伤惨重的爆炸发生不过两小时，秩序就恢复到从前。超市、酒店、办公大楼的安检，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人们的表情，除了配合，就是安详。
以色列人对祖国的热爱，在前以色列驻沪总领事IlanMaor看来，也是以色列经济腾飞的原动力。作为一名外交官，他走到哪里，都不忘记告诉自己的女儿，他们的家在以色列，他们要为家园为以色列而工作。我们采访斯坦利·费希尔的时候，没有问他以色列的经济成就问题，采访结束起身离去前，这位新以色列公民恳切地希望我们，将以色列的经济成就告诉中国人。
以色列的崛起，乃至于复国，都离不开美国人。据称，这在一定程度上缘自两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亲昵。
文化是犹太人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作为一本记录犹太人思想体系的书，《圣经》对世界的贡献，没有哪本书可以与之相媲美。流淌其中的“一神思想”，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慢慢幻化成对人和生命的尊重，并影响到美国的立国先贤。我们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看到的，“人人生而平等”之类“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源自犹太人的《圣经》和“一神思想”。
以色列的软实力，是以色列吸引美国做他的“盟友”的隐形资源。倘若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复国之路可能就没有那么平坦了。
1947年，托管巴勒斯坦地区的英国政府，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提交到联合国。在美国的支持下，犹太人展开技艺娴熟的外交攻势，博得世界人民对犹太人因为没有家园而被纳粹屠杀的同情，终于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以三分之二多数票，赢得犹太民族建立自己国家的合法权利。
20年过后，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一项举世震惊的裁决：美国犹太人拥有以色列国籍，美国犹太人可以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参战。一位中东问题专家说，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亲近感，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
创业家10门必修课
| 创业家10门必修课 | |
| 作者：安妮塔•罗迪克夫人(Dame Anita Roddick) | |
| 2006年11月20日 星期一 | |
我从未读过商学院。我读的是生活这个商学院。从年纪很小时，我就这么做了。我在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长大，而家里的职业道德近乎是要像奴隶一样去劳作。 我们每天早晨5点起床，在我们位于利特尔汉普顿的咖啡馆为当地渔民准备早餐，直到晚上最后一名顾客慢悠悠走回家后，咖啡馆才会关门。而其它咖啡馆都是早9点开门，晚5点关门。这让我明白了为何一些人能够成为企业家而其他人却不能。我们咖啡馆的所有者是意志非常坚定的移民；其它咖啡馆的所有者则不是。 这种差别很重要，我之所以不建议新兴创业者首先去学MBA的课程，是因为商学院并不理解这一点。人们对新兴创业者传统的建议是，他们应该把自己打扮成西装革履的杰出人物，并要沉醉于银行经理钟爱的数据表格。 实际上，可能成为创业者的人都是外部人士。他们把事物想象成可能会有的样子，而非现在的样子，而且具备一种改变世界的动力。这些素质都是商学院不教的东西。MBA课程可以教给你应用于商业活动中的有用技能。然而，它们不会教给你最重要的事情：如何成为一名创业者。它们可能还会逐渐耗尽你具有的创业才能，因为它们强迫你进入一种名为MBA通行证的模版。 我经常被邀请讨论关于创业精神的话题——连哈佛(Harvard)和斯坦福(Stanford)这样的名校都邀请过我——然而我不相信这是一个可以教的科目。你如何讲授着迷？因为驱动一位创业者梦想的因素通常是着迷。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外部人士，你又怎样学习成为一个外部人士？ 在商学院的模式中，创业者善于制定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预测和商业计划。他们梦想着盈利预测，并期盼着公司上市的那一天。这仅是重新设想世界的工具箱的一部分：它们不是创业者的代表性特点。商学院的问题在于，它们受控于并迷恋于事物的现状。它们鼓励你更深入事物的现状。它们会把你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企业人的范例。我们确实需要优秀的管理和金融技能，但我们也需要富有想象力的人。 因此，除了商学院教授的课程以外，这里还有10门需要创业者学习的课程。 • 讲故事。用不同的方法想象世界，并与他人分享这种远景的重要工具不是会计学。这更多的与讲故事的能力有关。讲故事强调的是你和你的公司的不同之处。而商学院强调的则是循规蹈矩。 • 关注创造力。对于任何一位创业者而言，将创造力最大化和营造一个鼓励人们提出创意的氛围是很关键的。这意味着要建立开放的结构，这样才能对公认的思维发出挑战。 • 成为一位善抓机会的搜集者。当创业者沿着街道行走时，他们会展开联想，看看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如何能与他们所做的事情联系起来。它可能是包装、一个词汇、一首诗或不同行业的某些东西。 • 根据乐趣和创造力来衡量公司。商学院着迷于衡量。结果是精于计算的毕业生相当多，但往往在业绩上进展甚微。在公司或其它地方，最重要的因素是不可数量化的。 • 做到与众不同，但看上去可靠。如果你与众不同，你将脱颖而出。但不要在那些可以区分成功与失败的人身上冒险，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位试图从银行贷款的女性---这就是我最初被拒贷的原因。 • 对创意充满激情。创业者希望自己创造的生计是源自于他们所着迷的创意；不一定是企业，而是生计。当单纯的挣钱泯灭了创意以及创意背后的愤怒，你就不再是创业者了。 • 让你自己一直具有愤怒感。不满会促使你希望对此做些事情。如果你不够愤怒，以至不希望新的远景出现，那么寻找新的远景就毫无意义了。 • 让女性因素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所知道的企业都是男人为男人创造的，通常受到军事模式的影响，有复杂的等级界限，并受到独断戒律的控制，难以实行变革。通过创建自己的企业，女性可以挑战这些模式，而且这么做还会受到客户的欢迎。 • 相信自己和自己的直觉。创业精神和疯狂之间有着并不明显的界限。疯狂的人会看到并感觉到别人看不到和感觉不到的东西。然而，你必须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如果你相信它，你周围的人也会相信它。 • 有自知之明。你不需要清楚每件事情怎么做，但你必须对自己足够诚实，知道你自己不具备的素质。 如果不教授以上这些课程，商学院将依然是保持华而不实的现状。 安妮塔•罗迪克夫人是Body Shop的创始者。 译者/梁艳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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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依然深爱克林顿
这篇文章是在google咨询了偶然看见的。我还是倾向于真爱，当然不否认政治原因。总之还是挺为之感动的！
摘自芜湖新闻网：
“我们至少应该互相认识一下。我叫希拉里，你叫什么？”
1969至1973年，希拉里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在这里，一个风流潇洒，颇具领袖气质的年轻人吸引了她。
希拉里第一次注意到克林顿时，他站在一圈人中，大声说：“喂，你们知道吗？我们那儿出产世界最大的西瓜。”朋友告诉希拉里：“那个吹牛的，就是比尔·克林顿，他总说家乡阿肯色好。”希拉里抬眼一瞄，小伙子留着络腮胡。
一天，克林顿在图书馆与教授谈话，眼睛却被走廊另一头看书的美女深深吸引。忽然，美女合上了书，径直走到克林顿面前：“如果你打算一直盯着我，我也要回盯你。我想，我们至少应该互相认识一下。我叫希拉里，你叫什么？”
从此，两个活跃的学生领袖陷入了热恋。他们一同参加政治活动，一起反思各种社会现象，共同的理想让他们始终手拉手站在一起。
克林顿深情款款地跪下求婚，但希拉里拒绝了他
博士毕业后，克林顿立志要回到家乡、美国倒数第二穷的阿肯色州，他希望希拉里跟他一起去。但希拉里也有自己的抱负。为了打动希拉里，当时还是个穷学生的克林顿倾尽所有请希拉里到欧洲旅游。英格兰湖边，克林顿深情款款地跪下求婚，但希拉里还是拒绝了他。
此后，克林顿回家乡大学教书；希拉里去了华盛顿，在国会里参与调查“水门”事件。两人只偶尔小聚。
很快，克林顿在阿肯色州崭露头角。不知是厌倦了华盛顿的尔虞我诈，还是承受不住相思之苦，希拉里放弃了东部的优越生活，搬到了恋人身边。
刚出机场，克林顿就给了希拉里一个惊喜。他把她带到一幢房子边，希拉里曾偶然说过很喜欢那房子，没想到克林顿竟真把房子买下来送给她。1975年，希拉里和克林顿在这幢房子里，成立了家庭。
她把深色的头发染成金黄，又摘掉了近视镜，换上隐形眼镜
1979年，克林顿就任阿肯色州州长，希拉里也成了州长夫人。
在保守色彩浓厚的阿肯色，希拉里没有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她行事干脆利落，却被看作是咄咄逼人、缺乏女性特质。最要命的是，希拉里婚后，一直没有把姓氏改为克林顿，坚持自己是“希拉里·罗德姆”。这事曾把克林顿的母亲气得落泪，后来甚至影响到了克林顿的政治前途。
1980年，克林顿争取连任州长，但许多选民认为他“没有男子气概”，8％的选民甚至表示，只要希拉里保留父姓，他们坚决不选克林顿。
直到克林顿落选，希拉里才让步，不得已把姓氏改成了“克林顿”。此后，她还对自己进行了“包装”：把深色的头发染成金黄，又摘掉了近视镜，换上隐形眼镜。人们惊奇地发现，作风硬朗的希拉里身上多了端庄、温柔的女性美。
希拉里的改变得到了认可。1982年，她帮助克林顿重夺州长宝座。
“我爱我的丈夫，并为他做的适合我们做的事感到荣耀”
1992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希拉里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先是进一步完善形象，请专业美发师设计了招牌式的短发。她美丽的形象、优雅的气质，以及机智幽默的谈吐，使选民为之倾倒。当然，希拉里本身也是位卓越的政治家，除了漂亮的外形，她也在背后实实在在地给克林顿出了不少主意。克林顿对此很得意，他宣称选他是“买一送一”，选民不仅可以得到他本人的服务，而且还可以得到一位美丽聪慧又有政治头脑的第一夫人。
克林顿风流成性，竞选中，希拉里以她的宽容让美国人原谅了她出轨的丈夫。一次电视采访中，克林顿被问及婚外情问题，一旁的希拉里主动帮他解围：“我爱我的丈夫，并为他做的适合我们做的事感到荣耀。”
克林顿顺利当选后，他公开表达对希拉里的感谢。当集会的人群开始欢呼希拉里的名字时，克林顿高兴地说：“你们可以为她欢呼！”在美国历史上，民众第一次为总统配偶欢呼。
希拉里原谅了克林顿，因为他是丈夫，也是总统
在白宫的8年，希拉里并不快乐。她说，克林顿承认跟莱温斯基有染，是她“一生中最艰难、最可怕和最伤心的时刻。”“比尔的背叛导致我的私人情感与政治理念激烈交锋。”希拉里原谅了克林顿，因为他是丈夫，也是总统。
离开白宫后，克林顿出书、演讲赚钱，担负起养家的责任，让希拉里免除后顾之忧。如今希拉里宣布要参选下任美国总统，很多美国人都认为，克林顿应该投桃报李好好回报妻子，“现在要看比尔的了”。
推荐一篇文章——有关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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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约翰•桑希尔(John Thornhill) | |
| 2007年1月5日 星期五 | |
消除一种过时的思想需要什么条件？ 也许有人认为，几十年来的实践，会使多数观察人士确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可怕的信条，在经济上不是最佳选择。即便是共产主义最狂热的支持者，也难以反驳这种观点，即共产主义显然未能实现其创立者乌托邦式的期望。 一群法国学者199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Black Book of Communism)认为，共产党政权应为20世纪对近1亿人的“种族屠杀”负责。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拥护者过去常常以“不打破鸡蛋就不能做煎蛋”，来为这种残忍行径辩护。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有一句著名的反驳之词：煎蛋在哪儿？ |
莱斯泽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是世界最早的马克斯主义学生之一，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他认为，他早在1974年就埋葬了共产主义信念。他在《社会主义记录》(Socialist Register)上发表的一封谴责性公开信中写道：“共产主义发明的唯一一剂药——中央集权、不受社会调控、国家拥有国民财富、一党统治——比它打算治疗的疾病更糟糕。”他认为，共产主义理念永远不可能加以修正或振复兴，他总结道：“马克思如果九泉有知，他再也不会欣然而笑的。” 中国在80年代转向资本主义，将其作为促进繁荣的最佳手段，苏联在1991年解体，这些似乎都证实了克拉科夫斯基的观点。在贫困的平壤和哈瓦那，迄今仍有共产主义的顽固分子，但他们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念活力的明证。 不过在欧洲，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嘴角似乎又咧开了，因为这里出现令思想恢复活力的新尝试。马克思的现代支持者们宣称，马克思不应为那些按其（通常是矛盾的）分析行事的人负责。此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共产主义实践也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本人所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声称，将以马克思之名行的过分之举归咎于马克思，是不公平的，这就像是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恶行归咎于耶稣一样。 在许多方面，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会使人回想起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无疑已使人们对马克思之资本主义批判的兴趣重燃。全球化或许正使成百上千万人脱离赤贫，但也造成了相对富有者的惊人差异。根据一份联合国(UN)报告最近的估计，全球2%最富有的成年人，拥有全球逾50%的财富，而50%最贫穷的人，仅拥有全球1%的财富。怎么会是这样？没有《资本论》(Das Kapital)，一个人怎能理解资本？ 为马克思立传的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在最近一篇有关《资本论》的文章中总结道：“马克思并未被埋葬在柏林墙的瓦砾之下，他真正的重要性也许现在才刚开始显现。他可能会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在去年进行的一次广播民意测验中，雄辩的惠恩甚至劝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听众，称马克思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马克思从未真正过时——即便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政客们本能的语言反应，而非有意义的行动纲领。 中立党派法兰西民主联盟(UDF party)的党魁弗朗索瓦•贝鲁(Fran?ois Bayrou)辩称，法国左翼从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只要回顾一下2002年的总统选举就知道了。当时，互相竞争的两位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t)候选人——法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France)和革命共产主义同盟(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eagu)的领导人——在第一轮共获得了17%的选票。 法国主流政治家在今年总统选举之前说的多数言辞，明显都带有一丝马克思主义的意味。 反对党派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塞戈莱纳•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不断谈到需要重新平衡劳资关系，声称她的目的就是要“吓住资本家”。就连表面上中间偏右的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UMP)的总统竞选人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都在指责那些“流氓老板”，这些老板一边给自己发放巨额奖金、一边把工作转移到海外。 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政治家表示，在法国和其它发达国家，新的阶级分界线，是在富人（包括多数法国人）和超级富豪之间。 这些由金融家、实业家和决策者组成的全球化新“贵”阶层如今在全球宣讲着“市场基要主义”。这个阶层的成员对彼此的忠诚比对任何民族国家都更高。他们一边告诉自己的雇员工作没有安全感、福利待遇减少和工资水平下降就是现代社会的状况，一边却装备好“黄金降落伞”（译注：指合同规定高层雇员因公司被收购而遭解职时可获得一大笔钱的福利），以免自己遭遇失败。 渊博的法国金融家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也在忙着提高马克思的声誉，把他奉为我们全球化时代的预言家。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马克思传记中，阿塔利指出，这位19世纪的哲学家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我们，如资本主义的本质、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出现，还有不安全感的蔓延。 阿塔利认为，马克思回答了人们只有在当下才会问出的问题。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不会因为他与共产主义实践的联系而受到妨碍。 然而，马克思一定会对自己的新定位感到恼火，他被当作了我们时代的分析师，而不是革命性变革的鼓吹者。他曾写道：“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如果在天有灵，皱眉的时候可能会多于微笑的时候。 译者/何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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